1876年的冬天，杭州城的寒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，如同无数细针在刺骨。杨乃武拖着被打烂的腿，一步步艰难走出刑部大牢，天空中飘落的鹅毛大雪映照着他灰蒙的心境。他抬头望向阴沉的天空，心里清楚：举人功名已尽，官路彻底断绝，连家中那点薄产也因官司耗尽。但他没有泪水，也没有像其他读书人那般蹲在京城街头喊冤，只是紧了紧身上那件打满补丁的棉袍，默默踏上归余杭的路。
回到余杭老家，等待他的不是温暖的同情，而是乡邻们复杂而审视的目光。有人私下里说他是“戴罪之身”，有人惋惜他好好的举人不当偏要“折腾”。杨乃武不为这些流言所动，他明白，要活下去，就得换一种活法。红顶商人胡雪岩送来的五百两银子，成了他东山再起的本钱。他赎回被抵押的桑园，又托人买来上等蚕种。第一年养蚕，正逢大灾，蚕病爆发，满筐的蚕宝宝一夜之间死光，最终只收得半斗烂丝。换作常人，早已绝望，但杨乃武蹲在蚕房里，翻阅从湖州购来的蚕桑古籍，熬了三个通宵，终于找出蚕病的根源。次年开春，他带着改良后的蚕种再度上阵，每天天未亮就钻进蚕房，直至深夜才出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那一年收获的蚕茧又白又大，缫出的丝细腻光滑，很快便被上海洋行抢购一空。正当杨乃武的蚕桑事业蒸蒸日上时，小白菜毕秀姑的日子却如同暗夜般无光。平反昭雪后，她从大牢出来，娘家因羞耻紧闭大门，婆家更绝情，直接为她立下“衣冠冢”，仿佛她早已死去。行走在大街上，背后充斥着指指点点的声音，“通奸犯”“毒妇”的辱骂如刀子般割入她的心田。她只能靠乞讨为生，夜晚蜷缩在南门外的稻草堆里，冷得瑟瑟发抖。后来，准提庵的师太收留了她，让她在庵里扫地、种菜。她一心想剃度出家，但庵里怕惹麻烦，只让她做粗活，不给正式名分。直到1884年，她才总算剃发，取法号“慧定”。可即便出家，流言仍不放过她。香客见她躲开，师姐不让她进大殿诵经，她只能窝在柴房，孤灯下默默流泪。民国三年，七十四岁的杨乃武在余杭老宅里闭上了眼睛。他的葬礼简朴却庄重，儿孙们捧着遗像，乡邻们自发前来吊唁。墓碑上刻着“杨家种桑人”五个字，简洁却沉甸甸。三十公里外的准提庵里，小白菜已经在荷花缸边咽下最后一口气。她的坟头光秃，只留一块写着“慧定师”的木牌，风中孤零零地摇晃。同样经历平反昭雪，一个靠双手逆袭成为江南丝业巨子，一个却被流言逼入绝境。这世间的公道，有时来得太迟，有时，又显得太轻、太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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